来，那就是大好的前程了。

　　来到南昌之后，孙可望又开始了战前的巡视，这同样是他敲打将领，保证自己对军队掌控的重要途径。

　　不过，大多数时候，在他到之前，各个地方的情报便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，大体的动向孙可望是一清二楚的。军情司的内务部同样不容小觑，这两年更是已经渗透各地，被军中将士和大小官吏称为“新锦衣卫”。

　　借着巡视各地的机会，孙可望也加紧修复和赣西，赣中各府乡绅的关系，每到一个府城，都会召集地方大族代表见面，更是要求对方将子孙送去书院，参加科考，谋取一个好前程。

　　虽然大半乡绅都选择了归顺孙可望，但仍旧有不少顽固派，观望派，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地方传承了数百年的大族，行事非常低调，地方人脉，产业都非比寻常。他们能不和殿前军起冲突就不和，当初“剿匪”也没有牵连到他们。

　　这些名门望族才是真正能够影响到江南乡绅，甚至是北方各地乡绅的，别看有的已经二三十年，甚至五六十年没出过一个进士了，但上百年的积累，影响力仍旧是巨大的。

　　要知道，清军入关以前，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是非常发达的，各地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，更别说作为科举大省的江西了。若是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农业，如何来的成百上千的进士，举人？

　　孙可望要想顺利称帝，还真的得争取他们的支持。这倒不是说他们能在背后控制军队，掀起政变什么的，亦或者军头是财阀的傀儡这种低级的阴谋论，无端的猜想。

　　孙可望要争取这些人，是为了避免他们倒向了李定国和郑成功，是为了要道统，要称帝的合法性，手上有兵，消灭所有敌人当然也可以获得这些，但代价太大了，许多文明成果也会因此消亡。

　　或者说的直白一点，实际一点：十七世纪，仍旧是地主乡绅的世界，孙可望可以加强中西方交流，引入新技术，开展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，但这些并不是一日就能完成的。

　　他要完成这些变革，就得掌握权力，而和地主乡绅合作，则是掌握权力的必要途径。如果失去了权力，孙可望所谋划的一切，都将只是纸上谈兵。

　　换言之，要不孙可望拉着地主阶级一起转型，要不大家一起灭亡，历史的车轮又不知道会滑向何方了。要知道，历史从来不是必然的，只能不断增大某一方向的概率。

　　等到孙可望巡视完江西各府，又重新回到南昌坐镇的时候，已经是十月份了。

　　此时，抚州，饶州，黄州等地明清双方交锋不断，各自派出了斥候袭扰对方，烧毁对方即将秋收的粮田，每日都有十数人死于战场。

　　这些斥候是军队的眼线，他们从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，潜入，出击，不断试探着对面敌人的军事布置，以确定军力虚实，而烧毁粮田则是顺手而为的事情，也能给敌人造成不小的损失，扰乱敌对方的人心。

　　殿前军的战兵，骑阵虽然能倚靠高强度的训练，做到胜于清军精锐的地步，但斥候这种倚靠经验和个人神勇的兵种，双方几乎没有差距，只是不断交换着伤亡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小事自然不会传到孙可望的耳朵里，引起他注意的是殿前军和李定国大军在抚州，赣州吉安三府的种种纠纷。

　　不止如此，孙李之间有龃龉，上行下效也就算了，郑成功在延平，泉州等地也不安分，李军，郑军同样小摩擦不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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